我们知道，成长电影着重传达个体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的工具理性之间的碰撞、冲突，在年轻的主人公对人生理想的浪漫追寻与现代社会的庸常琐碎之间，青春的想象与现实的贫乏之间，试图保持一种虚幻、美丽的平衡。{1}电影艺术在国家、民族以及国民形象构型、输出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，而成长影片作为一种特殊类别，以个人成长隐喻了一个代际乃至民族在时间河流中精神成长的脉络，树立心性成熟的精神尺度，进而在塑造、归纳本民族性格发挥较大作用，标志参与个体建构精神殿堂的深度与广度。
如此，当一个民族经历精神阵痛、遭遇身份迷茫时，作为民族寓言的成长电影总会应运而生，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命运，决定了大陆与台湾电影的成长意识在不同时段的苏醒。台湾电影在八十年代承受西方文化强大压力时，侯孝贤、杨德昌等阐释了移民一代的台湾青年特有的成长心路；随后，蔡明亮表现且放大了现代的都市青年未能成人的孤独绝望；但近来更为年轻的导演创作出如《六号出口》（林育贤）、《指间的重量》（潘志远）、《等待飞鱼》（曾文珍）、《流浪神狗人》（陈芯宜）等等影片，一方面突出影像时尚感、表达社会压力中的痛楚，但另一方面身处社会边缘的青年已失去愤世嫉俗，出现了与社会、权威的和解。（剩余3022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