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，注定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。在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前，我们的作家应当担当什么？用什么样的行动，写出什么样的作品？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，也是必须要回答的。记得在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义演晚会上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向全国作家发出号召：在祖国危难之时，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作家不能缺席！我当时听后，感觉很受鼓舞。
我过去曾说，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，在国家和民族发生重大的事件时，应该留下自己的文字痕迹。我们看到，在地震后不久，在北京奥运期间，有相当多的作家，写出许多诗歌、散文和报告文学，甚至包括小说。这样的广泛参与性的集体写作，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。记得著名诗人雷抒雁在发表抗震长诗后，我第一时间给他发去短信，向他表示敬意与赞扬。雷抒雁当即回复：我写这样的诗，一半是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写作，大难有大爱；另一半是为自己写作，即为诗人的尊严写作！这个短信我保留了很长时间，也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。是啊，曾几何时，我们的作家写作，完全是忘我的歌唱，以至于在国家发生“大跃进”“三年自然灾害”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的非常时期，很多的作家依然在高唱赞歌，这就难怪日后遭到后人的不解与不屑。文学进入新时期之后，最初的十年，由于广大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，关心人民大众的物质疾苦与精神伤痛，不论是哪种文学体裁，发表的作品几乎都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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