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所的“老人”当中，流传着不少关于何其芳的故事，这些文学所的老人是如此的热衷于讲述何其芳，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竖起毕恭毕敬的耳朵；等到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讲述——就这样，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学所一代一代流传下来。
说起来，本人与何其芳还真有点缘分：家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工作时，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级，也是家父的老朋友，家父家母结婚时，何其芳是介绍人，还送了一本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《幸福》作为新婚礼物。但是，等到我一九九五年正式调入文学所，距何其芳去世的一九七七年已将近二十年。
到了文学所先在《文学遗产》杂志再进民间室，无论做什么，总得从馆藏资料的调查开始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藏书，从来没有亲手抚摸过这么多有价值的藏书，那一次的兴奋和激动是我这一生中都不会再有的。蹲在书库最隐蔽的角落里，听任书架上的尘土纷纷扬扬落到肩上、落在手中，我完全理解了曾经两进两出文学所的董乃斌先生。一次闲谈中，董乃斌先生自述：“我下了火车，一出北京站，看见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，对面不远就是学部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）大楼（其实只有三层），那真是热泪盈眶啊！”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时代进文学所的老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，至今，文学所的老人们见了面仍然叫他“小董”。（剩余2483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