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镇知青的上山下乡,曾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方向。“文革”中问题成堆,为后来爆发知青返城浪潮埋下了种种隐患。
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开始后,我国先后有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加入此行列。起初,因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视,各级政府都设有专门机构,配备了强有力的干部,拨有专门安置经费,并且定期召开工作会议,检查安置落实情况,表彰先进典型,交流经验,汇报问题,研究对策。加之,当时干部作风和社会风气都好,所以上山下乡活动发展得健康正常。
然而,“文革”开始后,全国出现两大问题: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和主管知青工作的机关受到冲击,指挥失灵,业务无法正常开展,工作处于混乱状态;二是这期间又有五百多万城镇知青被动员上山下乡,这数字比“文革”前五年的总数还多三倍。于是,各种问题层出不穷,弊病也越来越多。
上山下乡知青人数的急剧增加,大大超过了各地的安置能力和生产规模的容纳程度,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。以农垦系统为例,1972年与1966年相比,职工人均耕地面积、人均工资等指标都大幅度下降。李先念副总理形容农垦系统是“王小二过年,一年不如一年”。广大农村同样如此,原本一穷二白的农民,认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抢农业的工分,分农村的口粮,夺农民的饭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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